■本报记者 柳青
今年的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开幕，《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弗里达·卡罗》《喜悦》三台国际演出是预料之中的高光，而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本土戏剧人排演了处在当代世界戏剧前沿的作品，上海戏剧学院师生创作的《死亡变奏曲》和易立明执导的《我是哪一个》都是能拓宽观众视野的作品。
这两部作品的剧作者——挪威作家约恩·福瑟和英国作家卡里尔·丘吉尔，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独树一帜，是革新并推进“现代戏剧”观念的创作者，都被视为国宝级作家。约恩·福瑟的剧作在十年前被翻译引进中国，已经在时间的积淀中形成特定的读者群。对于大部分观众而言，卡里尔·丘吉尔是一个迟来的名字，事实上，她在英国戏剧界的重要性，不输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欧美评论界有这样的说法：卡里尔·丘吉尔对当代戏剧的意义，不亚于毕加索之于绘画。
被反复排演的当代经典
《我是哪一个》原名直译为《一个数字》，剧本分成五幕，是三个儿子分别和父亲的五次会面。大儿子阴郁暴躁，时刻处在情绪失控的边缘，他在渐进的逼问中迫使父亲揭开尘封的往事，控诉父亲对母亲的死负有责任，以及冷酷地抛弃了当年仅有4岁的他。二儿子温柔敏感，但沉浸在身份彷徨的痛苦中，他追问父亲“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我只是一个完美的复制品和创造物，而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吗？”另一个儿子安之若素地接受自己是几十个克隆体里的一个，只是“一个数字”，荒诞的是，只有彻底“忘我”的他，过上了平静富足的所谓幸福生活。三个儿子里的两个是克隆体，但他们仨的明确身份从未被直白地昭示，父子之间的对话都是意有所指却遮遮掩掩，没有正面出现过的“真相”在他们的交谈中逐渐显出惊悚的轮廓。
《我是哪一个》创作于2002年，在过去的21年里，几度排演，是伦敦舞台上的长红剧目。2002年的首演版，导演是曾执导过《比利·艾略特》《时时刻刻》《朗读者》等电影的斯蒂芬·戴德利，麦克尔·甘本和尚未成为007的丹尼尔·克雷格分别出演父与子。这部剧作对演员的特殊挑战、也是演出的看点在于，扮演儿子的演员要在短时间里演出三种差异极大的人格，扮演父亲的演员要在看似一成不变的状态中演出不同假面的虚伪人格。
《我是哪一个》诞生时，正逢多利羊和克隆技术掀起舆论风暴，所以这部作品一度被认为是回应时事、反思科学伦理的软科幻作品。然而随着时效性褪去，丘吉尔写作中的超越感和经典性反而更清晰了。《我是哪一个》在英语舞台上演出时长仅为50分钟，延续着丘吉尔独特的对白风格，简省，迅捷，没有一个冗余的单词又微言大义，并且，发生在父亲和不同儿子之间的言语交锋，回旋着剧作家从1970年代以来持续关切的议题：这个世界怎样对待孩子和广义的“新生”，以及“身份”和“人性”这些决定了人之为人的底层逻辑，究竟从何而来，又是怎样失去的？
在剧场里开创崭新的话语系统
出生于1938年的丘吉尔在1960年代初开始从事编剧工作，当时英国文学界戏剧界的性别不平等是严重的；同时，因为家务所累，她在入行的前几年主要是给BBC写广播台本。到1979年，她的剧作《九重天》平行呈现维多利亚时代和英国当代的家庭困境，反思社会观念对性别的塑造以及“理想家庭”这种愿景的虚妄本质，这个作品在英语世界获得巨大成功，而那时在欧美戏剧界，女性剧作家是极度稀缺的存在。
时至今日，英美评论家已无法漠视，丘吉尔在剧场里开创了一种崭新的话语系统。她的剧作从基于性别感受出发，直至凌驾于性别的约束，描写广义的生命与存在的困惑。《醋汤姆》未婚生子的爱丽丝被剥夺了做母亲的资格；《顶尖女性》来自不同时代的女子们穿越时空聚集到一场晚宴上，她们哭泣着交流自己失去孩子的经历；《阳光普照白金汉郡》的底层女性在变革失败后，不得不把孩子“上交”给富豪。到了1994年的《地底精灵》，她对兼具天性和社会职能的母性，以及更广阔视野中的人类文明变迁，产生新的看法。进入21世纪后，丘吉尔利用时代议题写出更具有探索性的作品。《我是哪一个》使“母亲”成为黑洞般的缺席者，从外部世界改造社会的激情已经褪去，而向个体内部探索，触目惊心的是西方文明对“人”之本性的压抑。
在丘吉尔80岁那年，《卫报》的评论主笔迈克尔·比林顿谦卑且深情地写下：英国戏剧界何其有幸能拥有丘吉尔这样的剧作家，她的写作是永不妥协的持续冒险。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网娱乐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