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的错误》:一场深度受损的改编

夶懒虫2023-11-07  30

导读:李伟东  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并不鲜见,成功失败都有。电影《河边的错误》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是电影借力文学的最新尝试。原作表现了疯狂作为一种破坏秩序的力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伤害和无奈,而最终恢复秩序的方法是以暴易暴——用疯狂来反对疯狂。电影…

  李伟东

  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并不鲜见,成功失败都有。电影《河边的错误》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是电影借力文学的最新尝试。原作表现了疯狂作为一种破坏秩序的力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伤害和无奈,而最终恢复秩序的方法是以暴易暴——用疯狂来反对疯狂。电影《河边的错误》则更多地呈现出人间的种种离奇与纠结,对人类理性的能力和效果并不确信,叙述基调上有一点调侃和冷嘲。

《河边的错误》:一场深度受损的改编

  《河边的错误》剧照

  隐匿的疯狂

  小说中,疯子是作品的主角。整部作品就是围绕着他的杀人和被杀展开,疯子为什么杀人是作者的用心所在。米歇尔·福柯说:“疯癫不是暴露了某种生理机制,而是揭示了某种以兽性的可怕形态恣意横行的自由。”“疯癫的野性危害是与激情的危害、激情的一系列致命的社会后果相联系的。”

  从小说叙述中,我们可以梳理出:疯子变成杀人者有一个逐渐被“引导”、激发的过程。青年丧偶的幺四婆婆独居了四十多年后,偶然照顾起不知来历的三十多岁的疯子。二人关系逐渐演变成一场扭曲的激情,幺四婆婆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正因幺四婆婆的引导和纵容,疯子才由最初的人畜无害到走向残忍的暴力屠戮,成为失控的邪恶力量。

  余华作品中,疯子杀人固然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但疯子如何成为杀人者似乎更值得玩味。疯子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幺四婆婆同样是一个孤独存在。这两个畸零人的关系是这场河边错误的根源。不过,此部分内容在电影中被隐匿起来,邻居们描述的幺四婆婆,拥有的是另一个不同的社会生活画像:乡邻间都有来往,还互相帮助。而关于两人关系的演变和死亡事件的发生,影片只用了有限的暗示:警察在幺四婆婆小屋发现的鞭子和屋顶的鞭痕;警察梦中,幺四婆婆被杀死前的自言自语:真美啊,可惜只能死一次。虽然这句感叹意味深长,但在电影中因为缺乏对人物关系演变的铺垫,这些暗示便成为空穴来风,难免让人摸不着头脑。

  转移的焦点

  疯子的暴力之恶被激发乃至杀人是小说荒诞感的主要来源,这个脉络被雪藏之后,电影创作者选择加入了更多的情节线索,将焦点转移到了各种纠结的世相上,试图以此完成对叙事的补充和对荒诞感的表现。此举增加了电影文本的复杂度,但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其深度。

  小说原作中疯子和幺四婆婆的激情关系被隐匿后,影片着重表现了新添加的其他几组人物的情感纠葛。第一条线索是第二位被害人爱而不得的恋情。第二条线索来自一个曾犯流氓罪的异装癖。第三条线索是警察和老婆考虑要不要保留可能有基因缺陷的胎儿。三条叙述线索都与爱或性有关联,结果都不完满:诗人的恋情爱而不得,异装癖者爱而不能,警察夫妻面对的是爱情结果的巨大不确定性。从电影选择的这些叙述角度来看,创作者意识到了原作中疯狂之下压抑的激情母题,但是从选择的新情节焦点看,却因为片段化和表面化的处理而失于浅薄。

  小说中幺四婆婆和疯子的激情关系既是暴力恐怖之源,也是荒诞之本,其演变和结局有一定的寓言性,不由引发读者对人类本性之谜产生深思,并震惊于人性中的黑暗力量如此深沉强大。而电影选择的叙述情节,却有流于街谈巷议之嫌,新拼凑在一起的世事纠葛,其内容固然都有逾越常轨之处,却远远没有激发人性的思考和荒诞的感受。从这里看,电影的力量远弱于小说。

  模糊的理性

  小说中的警察是理性和秩序的代表。他不但排除各种嫌疑对象、发现了真正的凶手,而且在极度的正义感感召下,痛心于无法通过法律惩罚凶徒、恢复秩序,最终选择自己动用私刑了断,甘愿冒领受法律惩罚之险。杀人武器的选择也有意义。原作中警察用枪解决掉疯子,手枪这种精致的杀人工具象征着人类理性对疯狂的胜利、现代文明对野蛮的压制。电影中警察最终选择了用石头解决。而石头则象征着另一种野蛮,这倒契合了原作的一个题旨:疯子才能克制疯子。从电影情节看,电影中的警察更有人间烟火气,形象貌似更立体了,但本该具有的理性象征作用却变得更模糊了。

  相比于原作对警察过硬刑侦工作能力的刻画,电影为了表现警察的无力感,做了各种铺垫:他记不清自己是否在云南立过三等功,还在面对困难时想选择辞职,更在破案的压力下产生了幻觉。他所代表的理性力量的最深刻的彷徨,表现在其与疯子的对决上。小说中,始终是警察在追捕和惩罚疯子;电影里,警察却意识到:不是他在抓捕疯子,而是疯子在引导他来解决自己。

  电影中同样表明理性力量不可靠的是警察的梦境。在警察的梦中出现的是受害人死亡的真相:第一个受害者要追求久被压抑的、极致的生命体验,第二个受害者要结束不能获得的爱情追求。从这个逻辑来理解,疯子的杀戮对死者而言,不是伤害而是解脱,而警察则成为其间的妨碍性力量。在此处,电影超越了原作疯狂与理性抗衡的主题,又生出一份对理性力量的作用和效果的反思。

  总体上看,与小说相比,警察的理性力量在电影里变得模糊、需要重新审视,这一设定产生了一定的后现代意味。在此意义上,小说里因荒诞感而产生的焦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电影中荒诞被藏匿后的调侃和冷嘲。影片中还有一些情节——无论是读诗的场景、异装癖凌空而降的死亡,还是警察夫妻看医生的桥段,都似乎暗含着某种对影视叙述套路的戏仿和调侃。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本文来源:光明网文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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