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十年》艺术总监毛卫宁：这十年的变化真实可信，看得见，摸得着

“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迎接党的二十大优秀电视剧展播活动重点剧目,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华策影视(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克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电视剧《我们这十年》正在浙江卫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广东卫视和优酷视频、爱奇艺、腾讯视频、芒果TV、咪咕视频热播。目前,《我们这十年》口碑爆棚,收视不断攀高,引发追剧热潮,不少观众点赞:“属于普通人的泪点、笑点、燃点最动人。《我们这十年》便是在充满烟火气的‘人民视角’里,升腾起一个真实的中国。”

谈到《我们这十年》的火爆缘由,该剧艺术总监,曾执导《平凡的世界》《百炼成钢》《功勋之能文能武李延年》《麗山之歌》的著名导演毛卫宁分享了创作历程,表示《我们这十年》重在真实,能带领观众重新回味和感受我们这十年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真实可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也是近年来现实题材作品能够火爆,成为市场主流的原因所在。从《平凡的世界》到《我们这十年》,毛卫宁得出一个创作结论:真实才能可信、可信从而代入、代入进而共情。这是他的创作感悟,也是中国电视剧这十年的变化密码。

谈新剧:希望观众看《我们这十年》会哭着、笑着、感动着、自豪着

问:是什么缘由,让您担任艺术总监并执导了《我们这十年》中的三个单元?

答:去年11月总局领导找到我,希望我能参与《我们这十年》的创作。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参加过《功勋》的拍摄,对这种主题剧,尤其是单元式的表达方式更熟悉一些。加上华策集团的邀请,我和团队就按这样的方式参与了创作,我的两个徒弟侯京龙和王逸伟导演承担了其中三个单元的拍摄。

问:作为艺术总监,您觉得《我们这十年》最大的创作特色和精彩亮点是什么?

答:首先《我们这十年》这个项目启动时,我们在此之前已经做过《在一起》《功勋》,包括华策去年做的《我们的新时代》,都是单元剧的表达方式,所以在一个创作时间比较紧,又想反映很多面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作方式。

当然它也有它的不同。比如《在一起》是2集一个单元,《功勋》是6集一个单元,《我们的新时代》是8集一个单元,我们这次是4集一个单元。不同长度讲述一个故事,它的方式、结构和节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探索,我们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单元。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选材。这个题目很大,《我们这十年》从2012-2022这十年中,我们要表现什么,这其实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在总局的领导下,我们组织了上百人的团队经过好几个月做选题,从两百多个选题缩小到几十个。总局对我们的要求和这个片子播出时机,以及创作美学上的要求都是一开始就确定的。它是一个电视剧,所以我们要讲故事,讲人物,而且确定它是讲普通人的故事。这一点它跟《功勋》不一样,《功勋》是八个人物都是英雄模范。它也跟《在一起》不同,那是以事件为主。《我们这十年》是写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事件反映的是大主题。就在这个原则下,我们确定了现在看到的这11个方向。

它的艺术特点,大家已经通过前面播出的单元看到了。比如《热爱》,看起来是写体育、写足球,但其实它写的是各民族融合和团结。它都是一些非常精彩、非常真实的小切口进入的人物和故事,但它很温暖、很感人,能打动观众,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我们这十年》展现的故事离我们很近,所表现的方方面面都是观众非常熟悉的,甚至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所以一定要真实,真实的才能有共情,更有艺术感染力。大家能看出来我们在真实性上下了很大功夫。我们对这个片子的要求,就是希望观众看《我们这十年》,会哭着、笑着、感动着、自豪着,能产生这样四种感受。从目前播出效果来看,我觉得我们的基本目的是达到了。

谈幕后:编剧“半夜鸡叫”改大纲,侯勇焦俊艳一天神速完成角色切换

问:拍摄《砺剑》《一日三餐》《西乡明月》,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

答:这三个单元是我的团队拍的,我也参与其中。《砺剑》写军队军改。我们团队正好拍过《能文能武李延年》,军委很重视,但是它跟《李延年》不一样,因为它写的是现代军人。编剧刘戈建也是《李延年》的编剧,他下了生活就意识到,今天的军队跟当初李延年的部队完全不一样。当然我们的军队依然需要英雄主义精神和不怕苦、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但是它更需要我们有强大的、更好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文化,这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这是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要摸索的。

编剧刘戈建去年底接受这个任务时恰逢要做手术,写作时间非常紧张。为此,他为了保证我们的时间,特别推迟了自己的手术,这也给其他单元攻坚克难的编剧做出了表率。拍摄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疫情。我们拍摄的两个地点,保定和包头都遇到了疫情,受到了影响,但是我们要求《砺剑》一定要如期开机,如期完成。因为它是11个单元的第一炮,必须要把它打响。制作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尤其在包头,拍的是坦克、靶场、沙漠等,自然环境很恶劣,尤其要拍军人的摸爬滚打,有别于一般的戏,它的创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一日三餐》是写八项规定,这也是我们最早确定的。2012年,十八大后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就是对党员干部的八项规定。怎么写它,我们也花了很多精力。最初我们认为八项规定是规定给党员干部的,所以就从党员干部的角度入手。编剧郝岩一开始写了一个《回乡记》,就是通过一个领导干部回乡感受八项规定实施后发生的变化。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不是太切入主题了,八项规定规定了党员干部它就写了党员干部。改来改去,郝岩已经改了五稿,已经躺平了。

那天我到半夜都睡不着,两点钟打电话把他叫起来,我们从《茶馆》开始聊创作,谈八项规定。八项规定是规定党员干部,但其实我们想写的它对老百姓带来什么影响,视点能不能换一下?比如说我们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八项规定约束了党员干部后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和工作发生的变化,那晚一直谈到六点钟,编剧开始兴奋了。我说你推翻重来,现在开始写,写到中午十二点,出一个新的故事大纲,供下午开会讨论。他们开玩笑说我是“半夜鸡叫”,等于一切重头开始,从《回乡记》变成了《一日三餐》。讨论会上,大家都觉得这个点很好,通过了。那天是大年二十九,我接着跟郝岩老师说,我希望你下生活,大年三十你过个年,大年初一你去,因为时间不等人。所以他大年初一就离家千里去广东调研下生活了,这才产生了《一日三餐》。

《西乡明月》也做了很多探索,因为法治建设太宏大了,它有很多方面都可以写。到底写什么,后来在政法委的指导下,我们决定从“扫黑除黑”的角度来讲这个单元。这十年来,法治建设最重要的特点是公平正义。通过法治改革、法治建设,让我们看到了公平正义回到了人民中间。从这个意义说,扫黑除恶是跟大多数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扫黑除恶的故事,而且切入点非常小,就是通过一个派出所民警和一个村霸的正邪交锋来反映扫黑除恶,通过扫黑除恶来展现了这十年来法治建设改革的变化。

台风暴雨,高温酷暑,《我们这十年》拍摄中遇到了很多自然环境带来的变化。包括《唐宫夜宴》最后那场“大雪”也是在郑州40度高温下拍的。从广州到郑州、从杭州到新疆、从江南水乡到西北大漠,它涉及的地域很多、很广。我们过去拍一个戏,会遇到某种自然环境。但是因为11个单元在全国各地拍,我们该遇到的都遇到了,这是比较难的。同时,我们过去拍再大、再难的戏,包括我拍《麓山之歌》《百炼成钢》,都是一个团队班底拍,按照一个进度走,但是《我们这十年》不一样,你今天解决了所有问题,到了明天,新的单元还会出现新的问题。这好比盖一栋楼,无论地基打多深,这个楼盖多高,无论什么样的建筑条件,我们都会按照一个规律往下走,现在却是同时盖11栋风格不同的楼,而且进度不一样。作为艺术总监,要在不同节点同时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我们有一个包括总制片人、总策划、总编审、艺术总监在内的核心微信群。从成立到现在,这个群24小时都有人在说话,每天都在不断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创作过程是很难忘的,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问:这次和郭晓东、侯勇、王雷、焦俊艳、杨烁等演员合作拍摄《我们这十年》,感受如何?他们令您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答:《我们这十年》的演员选择,第一是熟悉默契,第二是有的演员要改变自己,塑造一个新的人物形象。有的演员要让他发挥以往角色形象经验,比如郭晓东15年当兵的阅历能坚实这个角色的基调。

《我们这十年》里所有演员都是我们熟悉和合作过的。因为每个单元的拍摄时间只有十几天,所以每个团队一开始就确定了我们必须选择熟悉、默契的演员,才能让他们很快进入角色,高效率地完成这个角色,这是一个特点。另外,因为你熟悉和了解他,你能知道他有无限可能性,你就要去挖掘和相信他能塑造出这种不同,因为演员这时候不能完全靠本色出演了。

比如侯勇和焦俊艳。他俩刚拍完《麓山之歌》,第二天我就把他们带到广州去拍《一日三餐》,但是《一日三餐》他们所饰演的角色跟《麓山之歌》完全不一样。我要求他们从造型到表演都彻底摆脱掉前面那个戏。这个挺难的。因为它不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是昨天刚演完,今天就要变成另一个人,这对演员的表演能力和综合素质是个挑战。比如侯勇,他演《麓山之歌》里的企业家就非常合适,他本人在生活中也有这种气势和气质,突然要演一个广东开肠粉店的老板,这完全是两个人物形象,我当时其实也有点犹豫,但他说导演你相信我,小人物我更拿手,我更熟悉。所以咱们在造型上想了一些办法,包括形象,我要求他全部卸掉,他昨天还是一个气宇轩昂的大企业家,今天就变成一个街边的小老头,而且要求他要有广东特色,所以他剧中说话是带一点广东口音的普通话。

焦俊艳也是如此,从一个无所不能的女焊工变成了一个很有女人味的白领。关键是时间短,我说你们一天之内必须改过来。焦俊艳就是直接找酒店的公关一起逛街买衣服,仔细观察这些白领的生活,短时间内找到酒店白领的感觉。侯勇那边,我们直接找了一个肠粉店,他在那做了三天肠粉,他们适应能力很强,转换很快,迅速就进入到了新的角色里了。

我跟王雷、杨烁就更熟了。王雷演过很多正面角色,比如抗美援朝英雄李延年。他这次不演军人,而演一个派出所警察,这也是王雷第一次演警察。他很投入,他的出场包括他作为一个派出所民警有哪些特征,王雷都设计了很多细节,下了很多功夫。《麓山之歌》王烁完全是颠覆以往形象,演了一个有怪癖的工程师。他是收着演的,我说你这次可以放开演了。演恶霸,在形象上需要有一些张扬跋扈的外化的东西。这些村霸在现实生活中,比我们剧中展现的还要凶恶,所以我们要扫黑除恶。这是杨烁跟王雷的第一次合作,所以我们希望看到这样一个正邪对抗的形象,两个演员的完成度也非常高。

我们跟郭晓东合作过《百炼成钢》,他本身就曾是军人。剧中,他从团长演到旅长。这跟他15年的兵龄有很大关系,我选他来演就是因为他当过兵,这非常重要。因为军人的气质不是一两天就能塑造出来的。其他单元,比如《唐宫夜宴》所有演员都有舞蹈基础,这也不是短时间能学会的。《热爱》里踢球的孩子也都是从当地找的足球少年。所以《我们这十年》每个单元的演员基本都是按照符合角色,按照这些原则挑选的。事实证明,他们都完成得非常好。

问:作为艺术总监,您觉得《我们这十年》的独特艺术价值是什么?这部剧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答:它的现实意义就是让大家随着《我们这十年》重新回味和感受我们这十年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真实可信,是摸得着的,不仅仅是一种口号和主题。同时,我们塑造的这些人物,每一位观众都能感觉到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甚至可以像他们一样,做得到。每一位观众在感同身受的同时,也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重新对待我们的生活。

谈体会:现实主义作品成为市场主流,把功夫下足了,才能讲好故事

问:这部剧叫《我们这十年》,这十年,您的最大感受和体会是什么?

答:我是一线文艺创作者,所以我在一线特别能感受到这十年,电视剧的创作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2015年以前,我们的整个电视剧创作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的阶段,其标志性意义在于现实主义作品开始占据主流市场。我们从过去资本控制市场的环境中走出,真正步入创作正轨,变成了现实主义作品成为了主流。尤其是一些现实主义主旋律作品,从《觉醒年代》《山海情》到《功勋》《麓山之歌》,再到现在的《我们这十年》,由于我们不断提高它的艺术创作表达方式,这些主旋律作品得到了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热爱和喜爱,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行业这十年最重大的变化。

问:您曾执导过《十送红军》《平凡的世界》《百炼成钢》《功勋之能文能武李延年》《麗山之歌》等众多影响巨大,深受观众欢迎的主旋律剧。作为导演,您对主旋律剧创作有什么心得体会?

答:前不久我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把功夫下足了,才能讲好故事》,里面就谈到了我们怎么去做现实主义作品。

首先是遵循现实主义创作规律,这是我们始终要坚持的第一要义。无论拍哪个题材,我们首先要深入生活,从生活当中挖掘出我们要创作的要素,比如《能文能武李延年》,我们采访了李延年本人和他的战友,看了大量关于抗美援朝的作品。《麓山之歌》我们花了半年时间走访了很多工厂,了解了很多技术上的东西。

第二,要让电视剧的创作回归戏剧性本身,你才能给观众提供有质感的观剧体验。每个题材剧的拍摄方式都不同,比如《能文能武李延年》我们用了非常多的手法还原战斗,把这场战役进行了复刻般的还原。《麓山之歌》我们大量拍摄了机械,对机器进行了无微不至的表现,我要求团队把机器和人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体现,所以你才会看到《麓山之歌》这样硬核的工业题材剧。

《我们这十年》就更多了,你要提供有质感的视觉表达,同时要有它的故事性、戏剧性。其核心就是把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代入感调动起来,让观众和角色之间产生情感共振。总结下来,我认为一部优秀的主旋律电视剧应该是故事源于生活、人物真实可信、行为符合逻辑、情节丰富生动,这几个特质缺一不可。今天的观众一定会排斥假大空,所以我们最终得出来一种结论:真实才能可信、可信从而代入、代入进而共情。这就是我对这些年主旋律剧创作的一种感受。